要说“天下第一好小说”，《鹿鼎记》万万谈不上，但它的被喜爱被推崇却也很正常。但倘若具体到韦小宝的身上，它的被喜爱被推崇，甚而至于一身劣行——这里没有说罪行已经是十足的宽容与客气。这个词语当然不会被多数人认同，但我建议将要开口的诸君先好好想想我们的韦爵爷一生的所作所为——的被包庇被视而不见，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往大处来说，它预示着我们民族国民整体道德与价值取向的一个危险的倾斜。

    在这一点上，作者金庸显然要比我们的读者和评论者睿智得多。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他其实并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在《后记》里他就很清楚地说，“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他也就一遍遍地告诫着他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不要学韦小宝，韦小宝学不得。金庸对于他所创作的这个一路通吃的韦爵爷，整个地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就如同鲁迅创作的阿Q一样，是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去批判的。鲁迅是骂人的行家，谁越喜欢阿Q，谁越觉着自己像阿Q，谁也就被骂得越厉害；对于韦小宝，同样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正能从金庸那里得到作证。他说过，“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我想把他（韦小宝）写成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受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影响大。它写了中国人一个很不好的个性。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其实中国人的学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这种事情。”“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这几句话是解读《鹿鼎记》其书，乃至评判韦小宝其人的基本标尺与准则。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实际是写人性。”如果说金庸早期的创作还有着一定的商业利益因素的驱使，那么1969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就有理由摆脱这个驱使，而在自己的笔下勇敢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和国民性的种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鹿鼎记》，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全面解读、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理所当然成了它的首要任务。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标尺与准则在解读《鹿鼎记》其书的时候我们多数都能够很好地遵循与使用，但一旦具体到评判韦小宝其人的问题上，则就形同乌有视而不见了。于是我们有必要回到书中看看我们的韦爵爷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扬州妓院的“市井无赖”到左右逢源的“通吃伯”再到位极人臣的“一等鹿鼎公”，这是韦小宝一生所走的路。仅仅这三个地位的比照就不难让人知道他在这路上所使用的手段：溜须拍马造谣撒谎见风使舵等等只是小节问题，可以不谈；但成长为朝廷官员，最要不得的罪行如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等等，他却没有一样没有犯下。这一切，是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所最不能容忍的，但奇怪，我们的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一切统统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削尖了脑袋要成为韦小宝第二。我不知道在他们这么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中国百姓恨之入骨的劣行与罪行？男性同胞往往羡慕韦小宝的“艳福”。其实他们忽略了，他们羡慕的这家伙正好是个强奸犯；而在那几个女子的身上，恰恰包含着金庸对中国女性某些侧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与讽刺。我不知道羡慕他的艳福的诸君，是想自己成为一个“韦式强奸犯”还是希望自己的妻子是那样的几个女子？窃为诸君不取之。

    人们往往还抓住了韦小宝的“义”。“《鹿鼎记》消解了许多正面观念，但唯独对‘义’字始终未予嘲讽，几乎是《鹿鼎记》唯一确立的正面价值观念”诸如这样的认识很普遍。其实不然。韦小宝对于“义”的理解，其实还是充满着实用主义的：在“义”之前，他所要考虑的是，这“义”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退一万步讲——中国人讲究“不以一眚掩大德”——纵然韦小宝真的很“义”，是否就能以此一“德”而掩其大“眚”呢？他的罪行，早足以一审判处死刑的了。中国人懂得“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一个市井无赖要登上一等鹿鼎公的宝座，又该留下多少枯骨与冤魂？

    这么说，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我在以现代社会的思想约束封建时代的鹿鼎公。其实并不。韦小宝好也罢坏也罢，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太大的联系。诚如我们前面所说，有联系的只是现代社会中对于韦小宝的喜爱与推崇所包含的那个危险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韦式危机”。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我很欣赏的一个传统美德，就是嫉恶如仇。“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不能不说是恶毒，但圣贤如孔夫子看了还要欣欣然评价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恰好就可以说明为问题。然而被压迫被奴役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这嫉恶的同时，潜意识里却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可怕的思想就是为恶，想尽一切办法要成为另外的一个恶。嫉恶如仇说得真好。嫉者，嫉妒也。我们巴不得为恶，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恶。武二郎是公认的一等一的英雄，可他见了杀人越货专做人肉生意的恶棍菜园子张青夫妇，非但没有如仇，反倒立马相间恨晚称兄道弟起来，真是尽显英雄本色。在骨子里，武松其实正是为为恶者，只管自己有酒喝，被麻翻在地做了馒头的冤魂他看不见。

    这就是韦式危机。孔庆东说，“正像《红楼梦》一样，《鹿鼎记》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中国封建社会唱起了挽歌，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走投无路了，因此说，《鹿鼎记》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这说法虽说不无夸大，但倘若按照金庸自己的说法，“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得着这样的结论也并不为过。那么，当对韦小宝的喜爱与推崇成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主流，当韦式危机成为确实的存在，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什么状态，我以为就真的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

【后记】

    这篇粗糙拙劣的文字，是与几个友人辩论的结果。拖拖拉拉写了许久，所以显得颇有些杂乱。至于辩论的原因，一是他们不认为韦小宝有被推崇了，其实他们的语气告诉我，他们正羡慕着我们的这为爵爷；其二，就是上面那个我以为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是不可理喻。

    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从不相信人们之间的辩论，他说，“没有人会因辩论而改变他的看法。人们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和消化，可能会改变观点，但辩论是浪费时间；因为人们根本无法说服持不同见解的人。”真是智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也不想再说下去了。我所希望的，一如他们所认为的：我们法制、我们民主、我们没有人是韦小宝，同样的，我们也没有人渴望成为韦小宝。阿门！

    1995年，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评弹》收录一篇《侠客行数奇》说，“大抵人有运气，书也有运气；李广数奇，《侠客行》也数奇。或者因为此书写了一对自幼失散的孪生兄弟由于相貌酷似而性格迥异，以致造成许多误会的情节，一般人不大喜欢这条桥，就此疏忽了此书甚至形成偏见。”粗略地看这段话，或者会以为这作者是在为《侠客行》的被“疏忽”和“形成偏见”打抱不平呢。其实不然。这文章通篇，恰恰就是一种偏见；从头至尾就只有指摘“造成许多误会的情节”这一个内容。譬如对于误认石破天为石中玉，他就一定要解释成全凭作者的需要而定，作者需要他误认的时候——比如丁当——他就得误认；而当作者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比如阿绣——，对不起，他也就没有这个权利。然而奇怪的却是，这作者偏要在文章的开头就来这么一句总论，“这部小说结构严密，有情有理，而且寓意深远，可读性甚高。”同一篇评论文章里就能出现如此自相矛盾的观点，实在莫名其妙得厉害。

    《侠客行》从者不群，确实是“数奇”的。但这数奇的原因却不是由于它所写的是一个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而引起种种误会这样一个古老的传奇故事，而在于另外一点——恰如我们前面所说，是读者的态度。倘若说得直白些，就是“误读”。

    我们说，一部作品的完成离不开两个环节，就是作者的文本创作与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但毫无疑问，对于文本的解读并不能任由读者自己的意愿乱来，它首先必须依凭的，便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侠客行》的创作意图，金庸说得很清楚。他所要写的，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是“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这样一个理论。从这两点出发，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侠客行》写得很成功。并且这种成功并不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飞狐外传》成功的同时将人物形象束缚得苍白无力。《侠客行》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来说，都是成功的。

    《侠客行》的文本创作成功地终止于此，剩下的任务便当交与我们的读者去完成了。然而致命的问题却恰在这个时候出现：几乎所有的读者和论者都将这作品给“成功”地误读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侠客行》的命运，也就注定是“数奇”了。

    这或许是金庸不经意间犯下的错。还记得陈墨在研究了《天龙八部》之后说，金庸的本意是写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类似于释迦牟尼身世的故事。所以他写了段誉，写这个出身于皇室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单纯孩子在无意间踏入江湖之后的种种遭遇。但是写到后来，乔峰出场了。他甫一出场，光彩不但迷住了读者，甚至还迷住了金庸本人，从此笔墨的重心不得不向他倾斜。这就形成了我们现今所见的《天龙八部》。同样的理论也适合于《侠客行》。或许是由于石破天与石中玉间由于相貌而起的误会有太多精彩，作者不得不在这上面用去太多笔墨，他的写作的第二个意图——注释损害原意——也就不得不因此而一拖再拖，直到作品的最后才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乔峰的出场与石氏兄弟间的误会都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就是喧宾夺主。

    遗憾的是，我们的读者和论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对于《天龙八部》倒也罢了。因为它足够的大气，大气到可以弥补任何的缺憾。但在《侠客行》，则就没有这个效果。纠缠于由于相貌而起的误会，必然使整个作品失色。

    更何况，我们对于这个误会的纠缠也往往出现误会。很多人就想不通，鬼灵精的丁当何以会认错自己的好到蜜里调油的情人？其实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女孩子，又怎么可能怀疑自己眼见的“情人”是假的？越是感情深，两人越是相好，就越不可能有这怀疑；何况“好到蜜里调油”？情人能是假的，本身就是天方夜谈。我们以现实的眼睛去看武侠的世界，有这种怀疑很正常；因为那是小说，是任何离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并且化作正常的武侠小说。但对于丁当则就不同。我们所见的武侠的世界，对于她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她并不生活在那个小说里。

    长久以来的研究者往往都执着于此，执着于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一定要在石氏兄弟的故事中找到纰漏才甘心。以这样挑剔的眼光来看，纰漏确实比比皆是。但这对于《侠客行》的研究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这不但是误读，而且是彻头彻尾最下乘的一种误读，不但自己弄错了，而且误导了太多的读者。

    非常有趣的是，金庸的第二个创作意图却正好在这些研究者身上表现出来了。毫无疑问，金庸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的时候，他不但在挖苦侠客岛上那些执着于文字注释的武学名家，更是在讽刺古今中外专事考据批注的一些酸秀才。他们不批注，读者尚可自己领悟；而有了他们的批注，作者的本意反而被深深地掩藏了。这样地看来，金庸自己恰好就在《侠客行》里对《侠客行》的命运作出了准确的预言。

    据说，“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一个解释是，读书不要看注释。我以为这话是值得我们的很多好为人师的考据批注家们深深体会的。

    现在我们将这个假设以某种比例放大。那么这家庭就是中华民族，这灾难就是5•12汶川大地震。在这场劫难里，就有着不少在中国赚钱的外国公司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捐献了他们的爱心。然而奇怪的是，结果却与我们上面的假设格格不入。我们有着太多的人在嘲笑着他们的爱心，面对他们的援助，我们非但不知道表示感谢，反倒只报答给他们我们的嘲笑，甚至叫嚣着他们该“滚出中国”了。见到对于爱心这样的回报，不独是捐献爱心的外国人，便是我，也要寒心了。
   

    倘有人以为上面的我们的“回报”是我的杜撰，则我的手边正有例子。复述易于失真，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罢：

     印尼海啸的捐款名单和此次地震捐赠对比：
　　1、联想集团捐款50万美元（本次1000万，联想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2、华硕捐赠金额2500万人民币（本次地震仅仅捐献了300万，华硕难道认为印尼的市场比我中国市场重要10倍？）
　　3、丁磊个人捐款1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但是你整个网易这次才捐了500万，丁磊你怎么想的？）
　　4、陈天桥及盛大为海啸灾区捐赠100万元人民币（本次地震也是100万，盛大我以后绝对不玩你的游戏，我说真的）
　　5、TCL捐了300万人民币（本次地震100万，好了 TCL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支持你的理由？你能告诉我们么？）
　　6、华为捐了300万人民币（迄今为止还没有给地震捐款，希望华为不要让我们伤心）
　　7、中兴捐了300万人民币（迄今为止没有跟地震灾区捐款，我们看着你呢中兴）
　　8、微软捐款350万美金（2次一共给地震灾区捐了200万，我看微软你真的做错了，我们还需要用的正版么？）
　　9、三星为印度洋海啸捐款300万美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动作，我讨厌韩国人，真的）
　　10、思科为海啸受灾地区捐款逾250万美元（还没有捐款，我希望思科你不是一个短视的小丑）
　　11、摩托罗拉全球逾250万美元（地震捐200万RMB，moto你真的有点过分，但是比诺基亚强多了，NOKIA什么都没捐）
　　12、戴尔与苏珊基金会周五将向受灾国捐赠300万美元（戴尔还没有捐赈此次地震灾害，你的爱比不上联想！！！）
　　13、沃尔玛在超市内设置了募捐箱，同时沃尔玛基金会也捐赠了200万美元（哇，真的不少给我们捐了300万RMB，是不是有一天你也该滚出中国了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这位作者会将中国的地震与印尼的海啸作比较。灾害就是灾害，都是人类的劫难，本身就不具有什么可比性。而要将对两者捐款的数额作比较，地震多于海啸就是“好样的”，反之则是“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支持你的理由”、是“短视的小丑”、是“你真的做错了，我们还需要用的正版么”、是“你的爱比不上联想”、是“是不是有一天你也该滚出中国了”等等，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言论的发表者还有没有什么良心存在于他那肚皮之中。
   

    网上还有着很多的“铁公鸡排行榜”，有着捐款排行榜；有着某个老窖捐的最多，则我们以后喝酒就只喝这老窖等等同样意思的言论。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听见我们的口中挂着的话语“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等什么的。我先时听着这话语，见着我们的实际行动，也曾经很感动，但后来就渐渐地明白，彼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而已，倘有谁听了这话语就真的以这人为一个美德家，就只能怪自己糊涂。“滴水之恩，吾当涌泉报之”是古训，不可谓非传统美德，然而我们的做法却是非但没有拿这爱心当美德，反倒一定要与数字拉扯上关系。向灾区奉献了自己的爱心，结果却不得不因为这爱心而挨骂、而考虑自己今后在中国立足的资格，我相信这所有捐款的外国公司一定是一肚子的窝囊气的。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也觉得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我们不该如此，所以我也就一直是一肚子的窝囊气的。向某个这样言论的崇奉者请教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被骂个狗血淋头。那位先生告诉我，可见我这人一辈子就只可能是的小职员的命，永远不可能进入某个公司的管理层。这是个多么好的做广告的机会嗬，为什么会放弃？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对我们有偏见。捐了款，却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偏见，他们实在冤枉得厉害。
   

    这先生关于我的预言或许自有其正确性，但于我所请教的问题却没有太大的帮助。我拿着这样的言论上看下看左想右想，终于总算稍稍地明白了我们的心理了。原来如此简单，他们本该为自己做广告的，我们骂一骂，他们总会熬不住的，也许被骂了就会追加捐款额的也说不定。据说，美国见了中国各大网站的捐款排行榜不是已经在“心虚“了么？我由此明白原来我们不过是在乞讨要钱，原来我们的嘲笑他们的爱心只不过是一种乞丐讨钱的心理在作祟。
   

    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经常会有一只手伸出在你的面前。自然，你可以假装没看见，不理不问。然而那只伸在你面前的手却让你觉得烦人，你就将你的身子向左侧向右侧，但不论你怎么地侧下去，那手总在你的面前伸着。终于你不耐烦了，会奉献你的“爱心”，这时候那只手消失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面前。
   

    在你还没有奉献你的“爱心”之前，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那只手的主人一定在肚里骂你；你给了他钱，而他觉得给的太少的时候，他也一定在肚里骂你——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不敢如我们般明目张胆地叫骂。如果你是有爱心的富翁，给了他很多的钱，他一定感激涕淋大谢特谢，就像我们要说“联想好样的，我们支持你”一样。实际上，你、包括向你乞讨的他都知道，你并没有欠他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掏出更多的钱，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
   

    曾经看过某著名作家——具体是谁可是忘却了——的文章，谈到他遭遇这样的手时候的做法。很简单，他讨厌这样的手，所以他纵然很有爱心，纵然很有钱，他也绝对地不会给那只手。这样僵持的最后的结果，胜利的一定不是乞丐而是他。他固然会得着“为富不仁”的漫骂，然而人都是有尊严的，那乞讨者所失去的，是他完全的尊严。现在的我们的叫嚣与漫骂，恰恰就是乞丐所伸出去的那只手，我们在嘲笑着那些公司的“为富不仁”没有爱心的同时，我们同样也失去了完全的尊严——原来我们，不过乞丐而已。
   

    对于灾难，我们应该哀悼；对于向灾难哀悼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予十分的尊重。不论他们捐献了多少他们的爱心，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的人。有某人教训我说，“只是我们在铭记住这些公司的无私帮助的同时，自己也要掂量下他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分量有多大，我们应该自己心中有数。”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只需要记住那些名字，那些向灾区人民援助的名字。而我们心着的那个数字，早该完全抛弃。因为他们奉献的，都是自己的爱心；而爱，无价。
   

    我们的很多的中国人，拜托，别以乞丐的心理对待别人的捐款！

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左右互搏，天下只有郭靖和小龙女两位传人。并且按照金庸的解释，这门功夫心地越是单纯的人就越容易学会。金庸显然不是位心地多么单纯的人，他的脑袋里装着很多的问题，有社会评论，有浪漫侠情，有尔虞我诈，有铁血江湖，他的左右互搏显然是不可能练到家的。以此，同一时期的两部作品，难免出现参差高下。

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人合伙创办《明报》，于创刊号连载《神雕侠侣》，同时于《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次年为《武侠与历史》杂志写《飞狐外传》。《飞狐外传》的创作意图，研究者普遍以为是弥补《雪山飞狐》之不足。例如陈墨说，“在前书（《雪山飞狐》）中，并没有真正地着重描写胡斐这一人物，而是写辽东大侠胡一刀。所以作者便在此《飞狐外传》中着意地写出了胡斐这一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其性格。”

金庸自己也有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人理想中的大丈夫标准，概括起来也就是孟子说过的那几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说，这三条标准对于武侠人物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处，所以他写胡斐，是为了完成另外一种性格的塑造，要他能够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做到这么几点，“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可以说是金庸创作《飞狐外传》的意图，是他塑造胡斐这一人物的标尺。其实金庸不知道，他在一开始，这个创作就已经落了下乘。将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先用了各样的条条框框给禁锢起来，是创作家的大忌。好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完成并不在于创作之先的限定，而在于创作家的行文之中。信笔所至，行云流水，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吸引读者的形象。与《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创作的《神雕侠侣》在这一点上显然就要超越《飞狐外传》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杨过的性格的完成，甚而至于要等到“十六年后”。所以，相比于《飞狐外传》，《神雕侠侣》取得了大成功。而《飞狐外传》只能说是金庸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去铺排演绎一段故事罢了。胡斐本人的形象，确实达到了金庸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的要求，但毫无疑问，这样塑造出来的胡斐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金庸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创作的失败，所以在后记里说，“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陈墨愿意将这话理解为金庸本人的谦逊，说，“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

将金庸对于《飞狐外传》的创作态度理解为“漫不经心”，我以为这只怕是陈墨的一相情愿。我自然没有证据证明金庸在创作的当时态度一定很严肃，但综观金庸一生的创作，“漫不经心”说却也显然不具有什么说服力。陈墨对《飞狐外传》对胡斐都有着很高的评价，“醇厚”、“天籁”之外，他还说，“胡斐其人是集侠士心肠、英雄气质及人之情怀于一身的形象，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浑然一体的、鲜明生动而又深刻突出的‘这一个’。”他以为金庸其他作品的主人公要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要么“神魔兼是正邪之间”，而“惟有”胡斐是侠士、英雄与人三者的活的集合，最接近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的侠士的理想观念。

这种说法我以为只正确了一半。陈墨显然忽视了，真正的对于“人”的塑造，金庸第一部作品里的陈家洛显然要比胡斐成功了那么几分。而陈家洛的性格的塑造与完成，除了批判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固有缺陷以外，并没有胡斐这样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果真如研究者所说，《飞狐外传》的创作是为了弥补《雪山飞狐》人物塑造力度的不足，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在《飞狐外传》的胡斐的身上，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这个形象除了达到了金庸性格塑造的标准以外，是苍白无力的，是失败的。如果说《雪山飞狐》的主人公是没有出场的胡一刀，那么我以为，《飞狐外传》真正足以给人成功的感觉的，便是苗人凤。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而且这大概也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都会遇到的有趣的现象，就是自己所倾力塑造的主角，往往反没有信笔所至塑造的配角来得成功。在影视评比中之所以有“最佳配角”这么一个奖项存在，我常常以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相对于金庸，这个现象在他的中短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胡斐与苗人凤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胡斐失败了，但苗人凤，不论从他的性格、形象、个人思想还是人生经历上来说，都获得了大成功。在《雪山飞狐》中没有得以完全表现的苗人凤，在《飞狐外传》里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成功与失败。此外，则还有作品的主题。陈墨总结《飞狐外传》的主题用了这么一句话，“宝刀相见欢，柔情恨无常”。所谓宝刀，指的是英雄侠士行走江湖快意恩仇；柔情自是男欢女爱情感纠葛。而综观《飞狐外传》全书，“宝刀”一部分在作者强加给胡斐的大丈夫标准之下铺排演绎而来，并无太大的可观之处。行文布局只是为“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三条标准服务。这样的写作，不论多么高明的作家，多么横溢的才华，能够给他的用武之地都不会太多。对于江湖人物来说，显而易见，能够见出其大丈夫气概的，多不在“柔情”而在“宝刀”。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胡斐的大丈夫气概，也就只能塑造得苍白无力，“宝刀”的故事情节也就只能铺排得苍白无力了。试看主要表现胡斐的侠士一面的为钟阿四一家追凶复仇的一段故事就知道此言非虚。胡斐只为听说广东富庶繁盛，颇有豪侠之士，于是乎就径往岭南而来。而来了就碰上钟阿四这么一档子事。很显然，作者纯粹是为了表现他的侠义而铺排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金庸说这故事其实是真实的——然后就让胡斐能够遇到这件事而令他“径往岭南而来”的。这纯然铺排演绎故事罢了，在金庸的作品中，实在是最下乘。

还有就是“柔情”。毫无疑问，金庸是描写感情的高手。而他所要求的大丈夫的标准在柔情一面也不会具有太大的约束力，这个时候的金庸才终于放开了手脚。我们有理由庆幸，金庸恰恰是在描写自己最擅长的爱情上放开了手脚脱离了约束。就如同在胡斐身上的失败在苗人凤的身上得到了成功一样，在“宝刀”上的失败总算在“柔情”上获得了成功。亏得如此，否则《飞狐外传》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世界，只怕就只能算个二三流的作品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墨评价《飞狐外传》的那句话“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倒在无意中道出了真实。但陈墨还是一不小心而将这话用错了位置——在胡斐的身上，我实在没有发现什么自然醇厚什么天籁，相反，在金庸刻意进行条条框框的规范化的描写之外，在苗人凤，在与作者创作意图并无太大关联的“柔情”上，我们发现了太多的光彩。而这，实在也难以说清楚究竟是金庸的成功还是失败。

    近年来，大陆文学中多的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人物和情节，我以为那原因多半就在此。或许，只有在创作者脱离了自己创作之先的创作意图而进行创作，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出现。

这是实话。最近正忙这个。并且学化工的做论文，少不了是要做实验的。于是便总和各样药品打交道。晚上只觉得皮肤干燥犹如裹了层砂纸，浑身酸软，困得走路都能睡着了。但奇怪，洗了澡躺到床上，虽是哈欠连天就是睡不着。同学最近有这情况者不在少数，讨论的结果是大概是中了毒了。但中毒归中毒，我却也不放它在心上。这身体并不是我的。

继续躺着。脑袋发昏了，却随手翻开一本《鲁迅全集》。入目文章曰《反“漫谈”》，读下去，看见了这么一句话，“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以前也早看过这话，但这会脑袋发昏了，它却勾起早经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些事情了。

大一那年的期末考试，照例是要带上学生证的。学校规矩如此，我自然是无话可说的。然而不幸的是，我偏却忘了。这不能不说是我的错。在开考的当初，监考老师却也没有提到证件的事情，直接发卷答题了。然而这时候巡检检查证件来了。我的学号是3号，很靠前，很快便到了我。我只好站起来说忘带了，并且说我立即回宿舍带过来——这是我们学校考场里一向的规矩。班长是4号，也站起来，证明说该生确是本班学生。巡检刚要说什么，监考老师却发话了：“妈的，谁让你说话了！”那口一张开，整个考场里便都是熏人的酒菜臭气。班长脸上一阵黑红，坐下了。监考老师冲着我来了，“不带证件，考什么考！”抓起试卷，“嗤”声撕掉了；往桌上一扔，“妈的，滚回去！”当时的我，只觉得突来的惊诧。巡检却也愕然，剩下的证件全不用查，直接走了。那老师的骂声又来了，我只觉得屈辱，却遵命“滚”了。以后的事，我是后来听同学说的。那老师继续在考场里骂了很久，有几个同学终于忍不住要争辩了，他却仿似突然觉到了什么，走了。那次考试，全班还有另外的三位学生没带证件，但再也没人去管了。那次考的是英语，全班成绩普遍很差。而我，是18分。那是代课老师沙红芳女士给我的平时成绩，总分20。

考试结束，同学问我何以对那老师的辱骂毫无反击？我也奇怪，我没有那好的羔羊脾气已经很多年了。或许是那老师太反常，我一时蒙了；或许是我的理智让我知道，考场里那样做，会影响到别的考生的心情。反正不论什么原因，那结果都一样，是我一个人跑出了考场，在张公堤边的公园里对着那凛冽的寒风独自哭泣。

同学建议我向学校反映。于是我写了“状子”，后面跟着全班三十四位同学的签名，上缴给了系办公室。我当时尚不觉得这举动的幼稚。我一向将老师的师德看得重要，我一向也以为学校会将老师的师德看得重要，而况是大学老师，是所谓教授！学校会严厉处置这件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之觉得我的这些想法和举动的幼稚是在这以后很久的事情。“状子”递交上去很久了，没有任何的音信，相反还是经常见到那老师大腹便便地在校园里晃动。我再度反映，那结果是，我感觉我成了一只足球，被一只只高贵的脚们给肆意地踢来踢去。化工系的答复是说那老师是土木系的，要我找土木系；土木系说是你化工的，与我们什么干系？这样地被来回踢了很多次以后，我找到了教务处。教务处的解释是他们只管教学上的事情，这事还得找化工系。我终于自觉着我被耍了。并且我也被耍得很疲累了。不论我再跑多远的路，再浪费多少的口舌，我都不过一只足球而已。相反，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去解决了——我得去准备我的重修。那屈辱的18分！

在那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还相信学校一向标榜的教书育人，相信老师一向标榜的传道授业。我不相信我们的学校会对这样的教育队伍里的渣滓视而不见。现在在我的脑袋中毒而发昏的时候，我却明白了。原来在“教育当局”之内还存在着一个“学校当局”。对学校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学校。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照这样地推论下去，我想在“学校当局”之内还存在着一个“老师当局”大概也应该有着99%的正确性。我所遇到的，正是学校当局与老师当局结合而成的一堵铜墙铁壁。不论你怎样地能折腾，也必定碰你个头破血流。

自然，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国度里其实还是有着很多的好老师存在的，是值得作为学生的我们去尊敬的。但同时我也相信，在这些好老师中，就有着不少的“做当局”者在滥竽充数。他们平时也会站在讲堂上侃侃而谈教育、谈师德、谈人性、谈正气，忧国忧民形于色，让人一看而生敬意。但当他们离开了讲堂，尤其在灌了几口黄汤之后，所有的这些就只好全部消失，当局之状可掬了。

什么叫当局？鲁迅说，“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鲁迅说的，固然是1927年的民国，但我们当今的老师同样还有着巨大的官僚化倾向，此说想来还不至于遭到太多人的反对。试看当今的老师走在前面，后面是屁颠屁颠夹着公文包的叭儿狗就知道此言非虚。我们的老师总热中于批评当今的青年不可教化，爱和他们对着干。其实他们正该想想，我们的所以“不可教化”而和他们“对着干”，他们该负有多大的责任？某老师批评学生说，“我教了十几年的书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结果学生立马反唇相讥：“我读了十几年的书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师呢！”这话正是我们当今的不少老师所应该好好反思的。

忧国忧民的君子们总在探讨真正的教育之道，甚而至于呼吁着改革了。我想对着某些老师们说，少点当局姿态，多点老师作风吧，这比任何的探讨任何的改革都要来得实际，收到更大的实效。当然，这话本身就是对着教育当局谈教育，我只觉得我的迂腐了。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他真想将我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我回家陪太太喝茶去了。

父母与公仆：

    心静如水先生观“两会”之所谓“惠民政策”而有所得，以为惠者，给予好处者也。惠民，则是谁给了人民好处而有惠民政策耶？须知人民为主人而政府官员为公仆，岂有仆人给予主人好处的？“惠民政策”，话一句耳。如水先生质疑得有理。然而其实他错了。古之君宰为民之父母而天下以为贤，称而颂之。今人比之古人自然更为贤德，于是乎纷纷自居民之公仆希冀天下以为贤，称而颂之。而况有大贤良以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又有谁尚敢自称民之父母耶？于是乎公仆遂大行其道。其实俗语有云换汤不换药，公仆、父母、君宰，三个词汇一个意思罢了。宰之一字，极恰极恰。“惠民政策”亦即由此产生。

农民工与农民干：

    如水先生仍有所疑：何谓农民工？曰出生在农村而后来城市打工的人。然则出生与农村而后来城市当了干部的人该叫什么？何以没有农民干之谓耶？今愿代先生作答曰：农民干是一向存在的。且农民工之美称，正由他们封赐。然而农民工又焉有封赐农民干之权利耶？农民干又自封曰公仆，又安能自封农民干乎？此之所以但有农民工而无农民干之雅号者也。

不准骂人与束缚思想：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透露，针对目前网络上出现的漫骂造谣现象，北大目前正酝酿修改师德条例和学生守则，对北大师生的言行进行规范，其中网上不漫骂造谣等规定将考虑写入学生守则。于是乎此“网上不准骂人”校规博得网上论者纷纷潮骂，以为骂人本为中国文化之一端，为学生思想之一大表现。今不准骂人岂非阻碍文化发展，束缚学生思想者乎？夫骂人能成为学生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之代言者，确乎为中国文化之最足怪异之一端。而许智宏先生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阻碍思想文化之发展，确乎罪大恶极，莫奇莫怪。

不准骂人与中国文化标志城：

    看似甚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之词汇，其实有大所及存焉。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先生拟投资300亿于济宁建设中国文化标志城，此举遭遇10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而张市长振振有辞回答曰：“允许有争论，但肯定要建。”我希望我们的许智宏校长在遭遇论者纷纷潮骂之时也能理直气壮地来一句“允许有争论，但网上不能骂人之校规肯定要出台。”则吾辈将不甚欣慰而雀跃矣。

攘外与安内：

    蒋介石先生尝有名论，以为“攘外必先安内”，于是乎天下皆以卖国目之，为历史所唾骂而至于今日者不绝。余谓今日之南沙群岛与钓鱼台，比之于台湾西藏，可谓外与内矣。然而何以吾辈将欲“宁可使大陆经济倒退20年，也要武力攻占台湾”，将欲“宁可台湾不生草，也要收回台湾岛”，将欲“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生命财产”而“核平台湾”置南沙群岛与钓鱼台等等于不顾耶？此非攘外必先安内之流亚乎？何以天下鼓噪而响应之甚耶？毛泽东思想盖以为，敌我之间矛盾为主，人民内部矛盾是次，今者何以反其道而行之耶？吾辈之口头总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云云，此即为其思想之指导乎？

（未完待续）